从“心病”频发看生活压力剧增
王晴（化名）是成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每个月收入5000元左右。今年初，王晴买了一套房，贷款55万元，每月要还银行3000多元。从那以后，四周的朋友发现，王晴似乎变了个人，素日生动开朗的她变得内向，也不喜欢和朋友接触了。过去她喜欢逛街、旅游、健身，如今有朋友提议一同去看个电影，她都满脸慌张。
王晴的心态转变是生活压力形成的。“从房奴到孩奴，近年来‘奴’字的盛行，一定水平上折射出老百姓的生活压力之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胡光伟说，“由于住房保证体系不完善，教育、医疗变革不到位，住房、教育、医疗成了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特别是近年来房价一路走高，平民百姓需求拿出几代人的积存才干在城市买一套房，许多年轻人成为房奴，这样的生活，怎样能不繁重？再加上就业形势慌张，职场压力凸显，都使得人们的生活不堪重负。压力假如不能得到引导，一些人可能就会积郁成疾，患上心理疾病。”
据辽宁师范大学心理研讨所所长、教授金洪源引见，在辽宁省有关方面最近展开的一项国民意理安康教育状况的调查中发现，辽宁省每百人中有15人存在不同水平的心理安康隐患。调查显现，从1986年到2010年，在生死水平发作天翻地覆变化的同时，人们的生活、工作形式也发作了宏大变化：工作节拍加快，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学习，人们不得不减少生活中休闲、文娱、交流的时间，致使工作中的压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缓解。而下岗失业、物价上涨、社会保证制度不健全等，无一不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接受力。调查发现，36.6%的人的最大搅扰来自生活，更有20.2%的人的最大搅扰来自生存。这些都提示我们，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调查还发现，就心情应对方式看，77%的人采用调适的方式排解消极心情，23%的人选择宣泄的方式排解消极心情。而在选择宣泄方式的人群中，35%的人会有攻击或报仇的激动，43.7%的人会有想要摔东西的激动。金教授以为，这些宣泄性激动，很可能对个人生活或社会形成要挟。
金教授说，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在各类人群中，农民工和社区下岗待业人员的心理安康问题最为突出。对农民工的追踪调查结果标明，农民工面临的诸如消费生活环境差、择业遭歧视、权益受进犯、社会保证缺位、教育培训滞后、子女就学无门等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广阔农民工本质上已成为城市中最辛劳、位置最低的弱势群体，心理压力十分大。
从心理问题低龄化看教育弊端
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徽省肉体卫生防治中心）门诊部主任夏森海接诊过一名十几岁的高中生。上高中之前，性格生动开朗的他和同窗相处很融洽。进入高中后，他固然学习很努力，但成果排名却是倒数。由此，他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心理，越来越缄默，和同窗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少，最后呈现了长期失眠的病症以及人际交往障碍，经常处于留意力不集中、心情失控和莫名焦躁的状态。他患上了抑郁症。
近年来，罹患心理疾病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的病症主要有失眠、厌学，对生活失去兴味等，有的以至有自杀倾向。心理医生以为，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学习上的焦虑心情惹起的。
记者在学校采访发现，不少学生在家长、亲友、教师等多方面要素影响下，为本人肯定了很高的学习目的，一旦达不到，就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严重的焦虑心情。一名行将升入高三的重点学校学生通知记者，本人的目的是在高三上学期进入年级前二十，下学期进入前十。可正在开足马力的时分，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忽然觉得记忆力减退、留意力不集中、心情不安，学习效率明显降落。
关于孩子们身上呈现的这些问题，夏森海以为有其必然性：“如今，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对孩子的教育都偏重于学问积聚，而对孩子在情感、人格塑造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气、社会沟通才能方面的培育，注重水平远远不够。这种片面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脆弱的心理疾病易感人群。而这样的人群，却要面对强大的学业压力和竞争压力，一旦学习上力不从心，成果比拟差，一些孩子就很容易心理解体。”
安徽省社科院研讨员王开玉剖析说：“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在倡导素质教育，但成果很难说让人称心。许多中央都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依然是以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规范，给孩子们带来了宏大的心理压力。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我们的教育变革没有本质性停顿。教育变革是个系统工程，假如高校变革、招生变革等踌躇不前，根底教育变革就很难打破，素质教育也很难真正落实。如今，国度中长期教育变革和开展规划纲要已进入落实阶段，希望由此教育变革可以真正迈开步伐。”
“此外，家庭要改动一味盯着孩子分数的做法，要晓得假如孩子身心不安康，那么再高的分数也是没有用途的。要给孩子更多的生长空间，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还要培育孩子的心理顺应才能，改动他们养尊处优、心理脆弱、惧怕波折的心理，培育他们禁受波折的才能和吃苦耐劳的肉体，使他们有强壮的体魄、安康的心理走向社会。”
从仇富心态看社会分配不公
2009年10月，一名年过半百的男子孙某被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成心破坏财物罪。据调查，在从2008年5月至2009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孙某用随身携带的钥匙，先后11次对小区内多辆私家车停止划痕毁坏。依据他的供述，从单位买断工龄后，他在小区里运营一间棋牌室作为生活来源，每天仅能挣几十元，眼见小区里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且一辆比一辆奢华气度，想想本人为挣几个生活费每天起早贪黑非常辛劳，心里越来越不均衡。后来，他采取划车这样的行为来发泄心中不满，最终冒犯了法律。
专家以为，这种过激行为标明，当事人的仇富心理曾经开展到畸形的状态了。
这几年，不管在互联网上，还是在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中，“仇富”都可算得上一个高频词汇。之所以产生如此普遍的仇富心理，一个重要缘由就是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分配的不合理性。
有关研讨标明，我国自变革开放以来，代表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在增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开展学院教授马广海在《贫富差距背景下的社会意态简析》一文中提出，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曾经到达了悬殊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我国也是收入差距扩展最快的国度之一。而且，人们非常分明地感受、认识到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有十分激烈的“阶级认识”，“例如，在相似下岗失业人员的群体中，就存在激烈的‘我们感’，他们关于贫富差距的见地也采取了根本分歧的态度，即不只对此持有相当极端的否认心情，而且还经常流显露‘我们’是被剥削的人的愤懑。”
“在变革开放初期，人们并没有仇富的心态。那时分，在让一局部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鼓舞下，那些率先致富的人，都被社会群众看成敢作敢为、敢试敢闯的典型。”王开玉说，“后来，人们看待富人的心态发作变化，一是由于一些人财富来路不正，是经过权利寻租等非法手腕取得的；二是由于变革措施没有跟上，社会分配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如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等。”此外，他以为仇富心态还有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我们国度许多有钱人只晓得炫富，而不晓得报答社会。世界上一些国度和地域，贫富差距也很大，但人们的态度没有这么极端，一个重要缘由，就是这些中央的有钱人把大量财富用于慈悲活动，而且他们的遗产税制度和各种法律也构成了一种限制富人的文化。而在我们的慈悲捐赠活动中，相当一局部企业捐赠很少，更增加了人们的不满心情。
从人际关系问题看社会信任危机
辽宁某民营企业董事长张某，近年来不断为一件事情苦恼。他的企业每年利润近千万元，不断想高薪聘用一位总经理，却总找不到适宜的人选。直到他在中国医科大学隶属一院心理门诊承受治疗时才明白，不是没有可聘用的人才，而是本人的心理有问题。一句话：他无法信任他人。他总是再三思索这个人能不能真心为他做事情、会不会窃取他的商业秘密等。
张某说，他不是一开端就不信任他人，过去特别讲情意。两年前，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同窗，与他合资运营一个项目。合同签署后，他注入了400万元资金，但后来这位朋友通知他这笔款追不回来了，其实是睁眼说瞎话，想骗这400万元。“当时我都懵了，这么好的朋友也来骗我？这样的朋友我没有理由不置信他啊！”从此以后，张某在处置一切的商业关系时，都疑神疑鬼，很难再信任他人了。
中国医科大学隶属一院心理学教授王哲说，张某这种状况属于后天取得的不信任。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样的状态，恰恰把人最好的享用社会生活的才能——信任感给剥夺了。
变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蓬勃开展的同时，社会也付出了宏大的信任本钱。在理想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不信任感，不管是在外面吃一餐便饭，还是去医院看一次病，消费者很难有完整放松地享用效劳的时分。种种不信任感如影随形，久而久之，对人的心理影响不可藐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