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黄毅特约撰稿李坤晟发自成都、北京“姐姐，千万不要让球。”前世界冠军邓亚萍耳边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她笑容了一下，还是温和地挥起了球拍。她的对手是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劫后余生的中学生，自从一条腿截肢后，这个爱打乒乓的孩子就再也没哭过。直到他见到偶像邓亚萍并被搂进怀中时，这个孩子第一次放声大哭，压制多时的心情被释放出来。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项目在四川停止心理救援的感人一幕。
间隔汶川大地震一年后，往常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正在杂乱无章地停止中，破碎家园正逐步恢复昔日的美丽，但此时盘绕“心理康复”的讨论似乎才刚刚开端。
有效的救援
汶川地震发作后，心理工作者是第一时间赶赴灾区的专业意愿者之一。
去年5月14日，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当主办方讯问大家能否在灾区待到两周以上时，在场的400多名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地举手。还有人振臂高呼：“让我去吧，我能待一年！”
中国红十字会“心灵阳光”项目也在5月20日、21日派出了由专家组成的两支救援队，邓亚萍、高敏、杨扬等六位世界冠军作为这个项目的意愿者随行，他们主要经过走访灾民和集中培训的方式，对灾民停止心理辅导工作。据不完整统计，两周之内，心理专家们为720名儿童、220多名中小学教师、1000多名普通受灾大众等人提供了心理援助效劳，对700名心理援助工作者和意愿者停止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培训。
当时现场的成都《天府早报》的一个记者估量，最多时分，灾区最少有2000多名心理咨询师。“必需供认，这些意愿者的努力确实在一定水平上缓解了灾民悲伤而压制的心情。”
人人担任=零担任
但是，意愿者们的工作并非总是行之有效。去年10月3日，阅历丧子之痛的绵阳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引发了人们对灾区心理康复工作严峻性的关注。最新的案例是，今年4月20日清晨，北川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家中自缢身亡。
在江苏意愿效劳绵竹方案心理援助队队长陆敬华看来，灾区心理康复工作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多头管理，多头行动的弊端。地震发作后，各个部门、各个组织、各个学术机构学术机构等都在组织心理援助。中科院心理专家张侃曾撰文称，“整个四川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只要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别人，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们要干什么。”结果，谁都对心理救助担任，结果是谁都不真正担任。
由于心理救援意愿者的队伍庞大，众多团体之间没可以很好地沟通，于是呈现了一天中反复去一户灾民家的现象，而有的家庭却没有承受到心理救助。
需求远大于供应
除了组织机制亟待标准，灾区心理康复工作还面临意愿效劳的人数远远不能满足灾区需求的问题。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自然灾祸或严重突发事情之后，30～50%的人会呈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协助病症得到缓解。而在灾祸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呈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则需求长期的心理干预。
据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结合会理事长邓明昱的统计，整个地震灾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的人的比例约为3%到5%，人数约为36万到60万。而在PTSD患者群中，具有自杀倾向的近10%。这意味着，大约有3.6万到6万人，可能成为下一个“冯翔”。更严峻的是，据心理学家的研判，地震周年将至，灾区民众的心理问题极可能集中迸发。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辰，很多从事心理康复的工作者曾经退出了灾区。对此，陆敬华解释道，很多心理工作者每天面抵消极事务，都难以坚持很长时间。不过，去年10月进驻绵竹的他决议再待上一年。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组织者刘猛也曾在媒体上呼吁灾区需求大量具有丰厚经历的心理咨询师。但理想的状况是，目前，中国的心理工作者仅有5000到6000人，这些人通常还有本人的单位和本职工作，基本无法长期在灾区蹲点。
面对灾区庞大而急需协助的群体，陆敬华表示说：“在灾区从事心理工作既要有理性的激情又要有理性的专业和坚持，这样才干将‘心灵重建’长期推进下去。”
基层干部呼吁五项政策
针对灾后恢复重建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务，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希望国度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二是给予特殊干部人事政策；
三是加大灾区干部关爱力度；
四是留意实践坚持科学重建；
五是尽快展开心理援助的课题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