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想生在好人家,可无法选择父母。发给你什么样的牌,你就只能尽量打好它。
——东野圭吾
2008年,豆瓣父母皆祸患小组成立,在我们这样一个考究孝道的社会,小组的降生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父母皆祸患小组惹起了剧烈争议,同时也将对原生家庭的讨论推向了高潮。2016年,电视剧《欢乐颂》热播,再到今年的《都挺好》,每一次都能掀起一场关于原生家庭的大讨论。
这些年,原生家庭从一个心理学上的专业词汇变成了一个被普遍讨论的群众词汇。
在一次次的讨论中,许多人开端深思本人的亲子关系,尝试着从原生家庭寻觅性格的起点,但有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的人生之所以如此糟糕,都是由于儿时的创伤。”
“我如今这样xxx,都是由于原生家庭xxxxx……”
但是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真的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吗?当遇到糟糕的原生家庭,我们该如何走出过去的创伤呢?
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梅格.杰伊的《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一书中,或许你能给你新的启示。
01
圆满的家庭并不存在
在父母皆祸患小组中,成员们把代际间的伤害分为直接肉体伤害、间接人格伤害、家庭情况形成的情感伤害、试图控制孩子的人生等。
除此之外,影响更深入的原生家庭创伤还包括父母离异、血亲逝世、血亲猥亵或立功、家庭成员患有肉体疾病等等。
20世纪中叶,有心理学家提出,正常的生长发作在一种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孩子们可以取得足够的平安感、足够的食物、足够的关爱、足够的战争、足够的关注、足够的监护、足够的约束。
具有挖苦意味的是,他们以为的这种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既不普通,也不可预期。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0年的一份报告估量,约有25%的成年人在儿童期遭受过言语优待,15%遭受过身体优待,10%遭受过性优待,大约30%的人目击了父母离婚,30%的人生活在滥用毒品或酒精的家庭环境中,5%的人在父母入狱的环境中长大。
这些数据通知我们,所谓“足够好”的生长环境并不多见,没有一个家庭是圆满的,也没有一个家长是圆满的。
但事实状况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安全安康地长大了,以至许多在极端的问题家庭中生长的孩子,仍然收获了幸福的人生。
1955年,心理学家埃米.维尔纳和露丝.史密斯发起了一场研讨方案,研讨的主题是早期逆境对人生消灭性的影响。
他们的研讨对象是698名婴儿,这些婴儿大多来自极端的问题家庭,他们的父母长期生活在贫穷中,受教育水平低,没有工作,局部家庭还面临着家庭成员酗酒和患有肉体疾病等问题。
698名婴儿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10岁时开端呈现严重的行为问题或学习问题,18岁时,局部孩子开端呈现立功行为或肉体疾病。
但这其中仍旧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即便在他们的生长过程中,充溢着高风险要素,但最终却成为了有才能、有爱心的成年人,他们找到了比父辈更好的工作,并组建了温馨的再生家庭。
这个结果令研讨人员有些不测,并促使他们改动了研讨方向,把眼光对准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孩子,开端了一场长达数十年“恢复力”研讨方案。
02
中止向外归因,对缺陷人生担任
恢复力的一个中心意义就是,人们在逆境中表现得比预期要好,在遭遇许多不利要素时,这些人总能朝着好的方向努力。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具有恢复力,可以从原生家庭创伤中恢复?
在《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中,梅格.杰伊给出了一些倡议:
比方“分享机密”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类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事实上,那些在不幸环境中长大的人,外表上看起来可能不同,但内心却有许多共同之处。
人们在遭遇某个问题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疏离感,觉得本人的问题与众不同,但太多人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我们并没有本人想象中那么孤单。
这就是在许多心理治疗中会有治疗小组的缘由,团体可以让每个成员晓得本人并不是独一的。
有研讨标明,在阅历了早期逆境后,仍然能在成年后觉得良好的最有力要素之一就是可以主动把机密分享给他人。
许多人把创伤深埋于心,任负面心情发酵,担忧遭受成见,但就像《实质》杂志开创人爱德华.刘易斯所说:“正常人可以依据我们最好的阅历,而不是最糟糕的阅历来定义我们。”
再比方“从受害者变成英雄”
书中有一个例子,戴维的父亲早逝,母亲患有抑郁症,在他的童年回想中,母亲很少笑容,缄默寡言,容易发怒,他常常看到母亲在哭泣。
戴维在家庭中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为了让妈妈开心,他经常在家里讲笑话,在学校努力获得好成果,他很注重照顾母亲的感受,时不时称誉母亲的厨艺。由于儿时的阅历,戴维长大后还成了一名协助别人的社会工作者。
有研讨证明,当有压力时,为他人做善事能够降低一个人的心率与血压,积极照顾生病的亲友能够给本人带来更积极的感受,并降低本人的死亡风险。
其实戴维不是个例,在许多问题家庭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扮演“家庭英雄”角色的孩子,这些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同时也在英雄的角色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第三,是重启
假如说,童年创伤的实质是“过去总是存在”,即昨天发作的事情永远侵入今天的思想,那么将过去与如今别离,就是一种治愈创伤的有力措施。
书中的安东,父亲因盗窃入狱,囚犯儿子的标签让他在生活的城市备受歧视,安东不断也觉得本人就像个囚犯。后来,安东从美国的东南部搬到了西北部,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他如释重负,开端了新的生活。
重启能给人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虽然这样的重启有点像逃避,但有时分,逃避虽可耻却有用。
比起物理空间的重启,更有效的是心理的重启。
我们在从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从学生变为工作者,从子女成为伴侣与父母的过程中,会呈现许多“第二次时机”,让你远离过去的创伤。比方我们会遇到好心的同事,积极向上的朋友,倾心相待的伴侣等等。
在《都挺好》中,苏明玉的“第二次时机”是他的师傅,他在苏明玉的生活中扮演了父亲的角色,给予了她认可与关心,协助她成为女强者,完成了经济独立,远离原生家庭的控制。
改动的措施很多,但一切的前提是“愿意改动”。
许多阅历创伤的人一味沉溺于过去的伤痛,将一切缘由归结于原生家庭,不时给本人心理暗示:我很糟、我很惨,我无法改动。
但是我们曾经不是孩子了,而是有自我认识的成年人,要突破轮回,就必需中止向外归因,对本人的缺陷人生负起义务。这很难,但并非不可能。
03
重要的是具有几爱,不是没有几爱
1938年,哈佛大学的医生兼研讨员阿伦.博克开端了对幸福感的研讨,这是历史上针对幸福感展开的持续时间最久的研讨项目。
他们跟随研讨对象从青年到老年,最终发现,影响一个人生活能否美满最重要的要素不是财富与位置,而是:爱。
我的朋友小洁8岁丧父,当母亲通知她:“你以后再也没有爸爸时”,她的人生彻底改动了。
她给本人贴了一个受害者的标签,暗示本人不被爱,不配具有爱,以为本人没有父爱,同样也握不住友谊与爱情。
在人际交往中,她一直对人坚持警觉,将别人拒于心门之外。从小学到大学,她简直没有一个真心朋友。
但在大学毕业时,她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时机”,进入了如今这家公司,遇到了一群如家人普通关爱她的同事,协助她走出自卑封锁的怪圈。
小洁曾经抱怨过父亲,恨他这么早分开人世,抛下他们母女不论。但如今的她感恩父亲,感激他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予了本人足够的爱。
由于父亲的逝世,小洁深感安康的重要性,她如今的工作是一名安康管理师,协助他人具有安康与幸福。
她说:“曾经我是一个缺乏爱,只晓得讨取爱的人,而如今,我学会去付出爱,去暖和他人,给他人力气。”
哈佛大学的研讨者们还发现,到了后半生,很少会有老人跟他们议论童年呈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童年生活的质量对其人生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小。就像老话所说,三十岁前看家庭,三十岁后看本人。
人生很长,像小洁一样,我们的生命中,会呈现许多积极的人或事,而积极事物产生的影响要比消极事物产生的影响更大。
最重要的是我们具有哪些爱,而不是没有哪些爱。
小洁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渐渐走出原生家庭的创伤,这个过程很困难,但她说,只需有爱的力气,改动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今,原生家庭带来的自卑与伤痛仍然会时不时爬上小洁的心头,给她带来搅扰,但她如今曾经足够强大,懂得用理性去克制。
人很难完整治愈原生家庭的创伤,可真实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带着缺陷与不圆满行进,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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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加缪
本文整理自《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