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初次为这个群体定名——“重生代农民工”。该群体是指年龄18岁到25岁的“80后”、“90后”，有着受教育水平高、职业希冀值高、物质和肉体享用请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等特征。
幻想和理想的落差常常让他们无所适从。富士康连续坠楼事情，将这一群体推向了言论的风口浪尖。5月30日，全国总工会发出文件，强调增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重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引导。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那么，重生代农民工的青春梦又该何去何从？
一个打工妹的
幻想与理想
23岁的胡薇是大东俊通东莞电子有限公司的普通员工，这个女孩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笑容可掬，开朗生动。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曾不止一次“失望到要自杀”。
胡薇是湖南郴州人，父母是典型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作为家中三姐妹的老大，胡薇是家人的典范和希望。于是，从初一开端，她就被送到在某高中担任教师的姑姑家寓居，开端了严厉的教育和生活，直到高中毕业。但是，学习成果普通的胡薇，高考落榜了。尔后，她进入一所专科院校就读英语系，“当时，家人希望我毕业后当教师。”
大学毕业后，顽强的胡薇回绝了家人的布置，只身来到东莞寻梦——进入外贸企业证明自已的才能。
胡薇落脚的中央是东莞市常平镇土塘村，这个离市区近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乡村，包容着大东俊通东莞电子有限公司5000多名员工。在这个注重学历的工厂里，大专学历的胡薇担任着三事员的文秘工作(该公司是日、韩合资企业，关于本科毕业生称为一管师、大专毕业生称为三事员、中专生或高中生则称二事员)。
从2009年2月来该厂工作后，胡薇的工作就是程式化的：每天早上7时起床后吃早餐，8时上班，中午12时吃午饭；下午1时上班、5时下班吃晚餐；6时加班，9时下班回宿舍。到了周末，她会和同事逛街或上网。
即便是将90%的有效时间都贡献给公司，胡薇的工资仅为1300元左右，这个数目还必需在一个月内无迟到、旷工，且晚上加班的前提下才干完成。但这个工资数目仍让二事员职工羡慕：由于他们的工资永远无法超越1000元。
“只要在网上
才不会被人看低”
即便包吃包住，工作一年半的胡薇仍未存下一分钱。这离她高人一等的幻想越来越悠远。“我如今活得这么差，真不想让家里人晓得我的困顿，但我的确需求家里的协助。这种无形的压力不断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其实，胡薇也曾为幻想努力过。2009年下半年，胡薇坚持每天6时起床晨读英语，坚持了半年。“学习的效果很好，说起英语来愈加顺溜了。”但她还是放弃了，理想的严酷让她没有了坚持的动力。
但煎熬中的胡薇并未放弃这份她称之为“鸡肋”的工作。“我曾经习气了这种生活状态，或许刚开端觉得很不满，但却曾经没有勇气追求幻想。”她不敢跳出来，由于她担忧跳出来之后可能比如今更差。
繁忙不堪膂力透支的工作，经常使胡薇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是她无法向同事与家人倾吐的，日积月累下来，胡薇屡次想到自杀。长期的压制，让胡薇患上了乳腺增生，“医生说是积郁成疾，我想这样下去，我肯定只能活到三四十岁。”胡薇无法地说。
其实，胡薇的这种处境并非她一人一切。据统计，我国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中，“重生代”占到了60%，大约有1亿人。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重生代”农民工在追求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追求更多的交流和被认同。
24岁的曹健就是其中一员，在深圳正威电子有限公司从事塑胶产品模具开发设计的他已在外流浪4年了。他总爱以本人的网名“城市种田人”来诠释本人心迹：农民家庭出生的他，在大城市不论如何打拼都无法交融都市生活。曹健举了个例子，2010年过年期间，公司有一场春节文艺扮演，是给不回家过年员工的福利，“但这个晚会只为中上层职工开放，普通职员连大门都不能进”。
除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外，曹健还得面对每天至少12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上司的斥骂和随时被“炒鱿鱼”的风险。在深圳工作的日子，每天不论下班有多晚，曹健都会用手机登录QQ，“只要在网上，他人才不晓得我是个农民工。靠劳动养活本人的我不觉得丢人，我只是不喜欢被人看低的觉得。”曹健顽强地说。
公司要为员工提供
倾吐平台
法国社会学“鼻祖”涂尔干曾在他的代表作《自杀论》中提过：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就越容易自杀。而在相似广州等地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中，员工之间的冷漠关系成为常态。
据深圳的一项调查显现，该市外来务工群体总体心理安康程度不悲观，主要表现为焦虑感明显，容易恐惧，身体容易疲倦且肉体不振等，他们对心理安康学问需求较大，却不断未得到满足。其中，41.9%的人以为本人需求心理咨询，而曾承受过心理咨询的仅有2.4%。
在这组差别明显的数据背后，是重生代农民工严峻的生存矛盾：长期积压的郁闷，在生活中任何的小挫败刺激下，就会燃起一场危及本身和别人生命的灾难。从2009年底不断持续至今年的富士康员工连续坠楼事情，将重生代农民工的为难处境推到了风口浪尖。
“无人沟通、压力过大、需求伴侣、对将来恐慌。”有心理学专家剖析以为，不扫除重生代农民工本身存在社会阅历浅、抗压才能差、心理脆弱等问题，更主要的是，密集型工作、劳动强度大，进一步增加了其波折感和孤单感。同时，企业的程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和心灵关心的气氛，使这些年轻人人际交往途经匮乏，招致抑郁心理无处排解。
2009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在关于心理安康问题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形成重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缘由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职业压力及工作倦怠、人际关系焦虑、突发事情的心理冲击，以及个人生活的心理危机。
2010年5月30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意在增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重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使广阔职工有威严地生活。并在下发的《全国职工素质建立工程五年规划(2010～2014年)》中提出，在将来的五年中，各级工会要对广阔职工施行身心安康教育，增强人文关心和心理引导，引导职工进步平安消费与身心安康认识。
长期从事企业员工心理安康培训的晨曦心理咨询效劳所主任陈新以为，关于重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安康，公司管理层要承当局部义务，比方公司能够成立老乡会、校友会、兴味小组等，辅佐员工处理其生活及工作问题，如：工作顺应、感情问题、法律诉讼等；协助员工扫除障碍，进步其顺应力；或者开通心理咨询热线电话，为普通员工提供一个倾吐平台，从而博得员工的归属感。
但是，重生代农民工的生存问题，经过这样的“心理按摩”都能有效处理吗？有人以为关于自杀员工是由于一个极为压制的环境招致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采取心理安慰恐怕收效甚微，有效的方法应该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
2010年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学者发出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处理重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写道，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并以为“假如不改动社会构造，仅仅依托心理辅导很难改动如今重生代农民工的生存情况和消极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