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课题组对SCL-90所包括的9个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肉体病性等因子分均匀值停止了统计剖析，从高到低依次为；强迫均分2.05、人际关系敏感均分1.82、抑郁均分1.75、敌对均分1.74、偏执均分1.74、焦虑均分1.72、肉体病性均分1.66、躯体化均分1.46和恐惧均分1.45。分值呈现的情况标明，“蚁族”目前正处于身体状态最好的年龄段、自我效能感较强，招致躯体化、恐惧等分值较低。同时，“蚁族”正处于从校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期，社会支持与生活事情对“蚁族”的影响相对较大，招致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和焦虑病症等均分相对较高。
将上述分值与全国成人常模比拟后发现,“蚁族”在强迫、抑郁、敌对、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偏执、肉体病性等因子上均分高于正常成人值，显现“蚁族”心理情况呈现亚安康程度，心理问题不容悲观。
2．从整体心理安康情况来看，“蚁族”正处于从校园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期，社会支持与生活事情对该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大。“蚁族”的工作十分不稳定，许多人都在不停地换工作以追求更好的职位。工作的频繁改换使他们持久坚持在一种高唤醒程度状态，对各种学习信息及招聘信息的高需求招致他们对信息十分敏感，从而使他们有规律、强迫地关注某些问题，这可能成为强迫因子分较高的缘由之一。同时，他们的收入相对较低，各种社会福利和保证都相对缺乏，这样的情况会形成高焦虑且相比照较敏感的现状。此外，“蚁族”敌对因子得分也偏高，可能是以下缘由所致：
（1）“蚁族”刚踏入社会，觉得到社会的理想与本人书本中、想象中不相符，难免就会对社会不满，对各种政策各种社会事实带着潜认识的抗拒；（2）“蚁族”大学时是“天之骄子”，但随着高校招生范围逐年扩展，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群众化教育的转变，“蚁族”的失落感骤然加强，这种失落感会令“蚁族”的认知和情感趋向负面。
3．“蚁族”圆满主义人格倾向显著高于全国均匀程度，自我希冀较高。详细表如今以下几个方面：希冀经过本人的努力取得极高的成就；所定下的目的远远高于四周人群；比拟倾向于理想主义。“蚁族”主要是毕业五年内的大学生，刚接触社会，处于为幻想斗争的初期。虽然“聚居村”的条件艰辛，但他们具有着较高的目的和希冀，依然愿意留在这里为本人的理想和将来拼搏。这样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倾向，使得个体在斗争过程中当希冀与理想产生宏大差别时，在心理层面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这种剥夺感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安康情况，比方呈现焦虑、抑郁心情或敌对感等。
在目前的社会现状和背景下，“蚁族”很难在短期内完成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他们会在持续的波折感中深入地领会到这一点。而“蚁族”聚居生活的状态，很可能会使这样的认识和心情普遍传播，构成群体认同。假如没有合理的宣泄途径，将会对该群体本身和社会形成负面影响。
4．“蚁族”的个人社会政治控制感高于普通群众程度，即“蚁族”的社会政治态度比普通群众激进或偏激，这与该群体以为本身政治位置较低和对本身民主权益不称心有亲密关联。此外，近几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宏大的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工作情况招致“蚁族”生活困顿，人生开展的各个方面都与预期相差较远，这使得他们感遭到较为激烈的波折感，因此倾向于具有较高的“对社会事情和环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5．“蚁族”社会支持的情况不理想，得到的社会支持极少，以至低于全国10个城市的均匀程度，“蚁族”中仅一半人对本人人际交往状态表示称心。在与“蚁族”交往最密切的人中，朋友占70.3%，亲人占24.62%；他们与朋友日常联络运用最多的方式是电话，阐明最密切的朋友可能并不在身边，就近的交往状态可能广却不深，因而总的社会支持情况低于普通程度。
此外，“蚁族”中女性成员的社会支持情况相对优于男性。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多运用了本身主、客观社会支持源。
6．在生活称心度方面，“蚁族”的情况不容悲观。“蚁族”的婚姻情况、性生活情况以及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其生活称心度的主要要素。“蚁族”的生活称心度显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对经济收入最不称心，对人际交往最称心。“蚁族”埋怨最多的是经济收入、社会福利，职业名望等，与此同时，他们对人际交往的称心度较高，对经济收入最不称心主要在于该群体对收入的预期较高，有高达74.8%的受访者以为本人目前的收入与其预期不相符。
对生活的预期悲观，但对政治位置和民主权益不抱以自信心。79.2%的受访者都悲观地以为将来三年内的总体生活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对政治位置和民主权益这两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政治位置：55.9%，民主权益：51.3%）则不抱以悲观预期，以为不会有多大改善。
7．在应对方式上，“蚁族”选择最多的是网络曝光和媒体曝光，其次是“上访”、“公开集会”、“结合亲友对立”、“发怨言”和“忍耐”，赞同度最低的是 “罢工”和“游行示威”。“蚁族”作为“80后”社会群体，其对网络的纯熟水平是整个社会中最高的一个群体，其在利益表达时会自但是然天时用网络这一工具来停止，从网络上吸取信息然后经过个人加工后再反应到网络空间中去。2008年网络言论能力已然显现，作为“草根力气”登上舞台意味的“烟照门”、“调查门”、“六个警察打死一个人”以及2009年的“躲猫猫”事情等也给“蚁族”运用网络手腕表达本身利益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同意用“上访”和“公开集会”表达本身利益的方式仅次于“网络曝光”和“媒体曝光”。需求指出的是，“蚁族”对总体生活情况越不称心，则他们越不同意用“罢工”的方式来表达本身利益。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特殊体制与西方不同，罢工运动在中国呈现得很少，而且效果也不理想。
同时研讨也标明“蚁族”在应对方式方面无性别差别，他们的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生长环境等都对其采用何种应对方式没有显著影响。但该群体的人格、心理安康以及社会支持情况都与他们采取的应对方式显著相关。
目前该群体的应对方式需求惹起注重。应对方式是个面子临应激情形时为减少压力或伤害而做出的认知或行为努力，是个面子临波折和压力时应激性的反响。现今“蚁族”正处于高就业压力和高希冀值招致的挫败感之中，假如这种挫败感得不到适合的调理或合理的归因，很容易招致该群体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因而，应当注重调适“蚁族”的波折心理，引导他们对目前的波折停止合理归因，从而保证社会的安定调和。
综上所述，“蚁族”的总体心理安康程度低于全国均匀程度，消极圆满主义特质明显，大多数人对生活状态不称心，社会支持较低，社会政治控制力相对较高，且个体激烈地感遭到一种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感。这与该群体目前面临的较高的生存压力，频繁改换工作或找不到本人理想工作的现状是亲密相关的。特别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及压力，理想与理想的差距，冲击着他们的内心。因而，应当对“蚁族”心理安康情况给予高度注重。
